宋国对周王室顺从还是反叛?细论周宋之间的“别扭”的关系

引言

众所周知,在西周初期,周朝为了维护统治,在全国实行分封制。所谓分封就是“封建”的原始含义,在“分封制”下,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不同的诸侯,诸侯在实际上享有分封土地上面的资源,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其中周初分封的同姓诸侯,有管、蔡、鲁、卫、晋、韩等。异姓诸侯有归附周朝的小国首领和所谓尧、舜、禹的后裔。


宋国从公元前1040年建国到公元前286年被齐、楚、魏所灭,一共有757年的历史,是西周到战国时期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宋国的建国者微子启是殷商的后代,作为“亡国之余”,可以被周公以礼相待,可见周公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谋略。宋与周王室从初期开始就奠定的特殊关系影响了宋国今后在与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交往发展的策略,也深刻影响了后期的命运。

周、宋的关系基础

在武王伐纣后,商朝灭亡,但周武王没有对商朝后裔赶尽杀绝。反而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管理商朝遗民,封于殷地。后武庚发动叛乱失败被周公所杀,但周公并没有因此灭绝商王室的血脉,而是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分封到商丘。微子启就以商代遗民的身份建立了宋国,周王室也允许宋国以天子之礼来进行祭祀,所以宋朝和商朝并不是完全的从属关系,周王室与宋国之间既是主客又是君臣的特殊关系。

“武庚之乱”毕竟给周王室很大的警惕,为了殷商移民不能聚众为患,彻底瓦解商朝的旧势力,周王室制定了许多策略。例如微子启被分封到的商丘地区是远离殷商王畿的偏远地区。周公又将坚持抵抗的殷商遗民分别迁往其他地区和一些小诸侯国。重要的是宋国周围都是被姬姓诸侯国,这使宋国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十分受限,而且商丘位处大平原,四处开阔,几乎无险可守。

周公将微子启分封到宋地时,还作《微子之命》进行训诫。命辞中首先赞颂微子启美好品质和其祖先商汤的圣明,说微子启作为商汤美德的继承者,宋国世代是周王室贵宾。最后周公又转而告诫微子启要发扬其先祖的弘德,率领殷商遗民效忠周王室,不要错失周王的恩宠,可谓恩威并施。周工作《微子之命》,其内容一直深深影响着宋国之后的国君。

宋国从开始建立到灭亡在西周到战国的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拥有殷商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的宋国,诞生过不少思想家。例如宋国出现过庄子、惠子和老子等人,其中还包括孔子,孔子父亲叔梁纥本来也是宋国贵族后裔,后来为避宋国的战乱才逃到鲁国定居。孔子、墨子、庄子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做出了积极贡献。

微子启能以商朝遗民的身份受封于宋地,还享有极高的地位,按照五等爵的序列,宋国为公爵,地位当在其它诸侯之上。在这一点上,确实可以令其他诸侯国羡慕和高看。不过周民族后裔对商民族的后裔仍带有仇视和防备之心。周人对宋人之事,采取的是能不书就不书,不得不书则极力蔽之的态度。正是因为周王室对宋国怀有怀有敌视的心态,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常有宋国“愚人”的形象,使宋人在先秦诸子的寓言中,多以莽撞、迂腐的形象出现,成为“愚人”的代名词。

由于宋朝的特殊身份,在与周王室的交往中,宋时常表现出即是主客又是君臣的两种不同心态,这种双重心态造成了宋国从建国初期就与周王室保持复杂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直接影响了之后宋国在众诸侯国中的处事规则。

既是主客又是君臣,宋国将何去何从?

首先,宋国是周的封国,必须以对周王室行使定期朝觐的义务,定期朝觐也是诸侯对周天子实行的最重要的一项义务。所谓定期朝觐目的在于通上下之情,明君臣之义。朝觐根据距离周王室远近来确定具体的时间。

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非常看重诸侯是否朝觐,把朝觐看作是关乎王朝的大事。西周灭亡后,犬戎入侵和周王室东迁导致周朝自身实力下降,因此伴随着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能力减弱,周礼亦渐渐偏废,各诸侯国开始轻视周王朝,不把周王放在眼里。宋国国君也不再定期朝觐周天子,君臣关系趋于松弛。

但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虽然受到打击却没有消失,依然象征着传统秩序。史书上有关于宋国国君不朝拜周王的记载,周王对此是采取下达命令讨伐宋国的措施。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虽然周王室在东周时期实力下降,对诸侯的控制能力也减弱,但君臣关系的制约并未消失。宋国如果不履行”朝王“的义务,仍然会在舆论上受到其他诸侯国的讨伐。

其次,虽然宋国在政治上享有极其尊贵的“于周为客”政治礼遇,但还需要承担与诸侯霸主共谋王政的责任,共同辅佐周王室,这也是宋人借助周人的特殊礼遇寻求自身的生存、安全保障。

除了参与重要的盟会活动外,诸侯之于周王室还负有出兵勤王、协同征伐的义务。比如,

公元前656年,宋国就参与了齐国联合鲁、卫、郑、许、陈、宋、曹八国之师共同讨伐没有按时向周王缴纳贡物的楚国。夹辅周王室的名义,联合诸侯向楚国兴师问罪。

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了“自诸侯出”,从齐桓公开始,各路诸侯霸主和强国就总是打着“尊王攘夷”、“拯救诸夏”的名义发动战争。“尊王攘夷”是当时的潮流,是诸侯的共同需求,也披着“礼”外衣的合理招牌,打着这个旗号,可以增强战争的合理性,也就是师出有名。因此宋国也都积极参与这些重要的征伐活动。

最后,随着各诸侯强国相继称雄称霸,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宋国也想极力求摆脱周礼的牵制,寻求新的发展。虽然其中这种“叛逆”有宋国正与周王朝的特殊关系,导致宋国不想按照周制承担责任。但实际上,期望由此抬高自己在众诸侯国中的地位,从而赢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这才是宋国的真正目的。

落日余晖

宋国的最后一位君主叫做宋王偃,宋王偃以暴虐著称于世,在他身上似乎可以看到其祖商纣和武乙的影子。宋王偃曾让宋国在战国混战的局面下曾出现过短暂的强盛,但随之因其残暴而使宋国被齐、魏、楚所瓜分。诸侯联合灭宋,就以宋国国军宋王偃无道暴虐为理由。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宋国地处天下之中,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不过宋国立国近八百余年而后亡,到最后也一直保持强势,这与与宋国长期所奉守的策略有重要的关系。宋国是先王后人建立的,身份特殊,在周朝又享有重要的地位,很容易成为事件的焦点,引来争端。周人来防其死灰复燃的神经一直也未松懈,因此长期采用弱宋政策使宋国长期以来难以有所作为,国势日渐衰弱,随时可以遭受到诸侯大国的欺凌。所以宋国一直以弱国自居,不敢言强。

但同时作为亡国后裔,商朝的遗民自武庚开始就一直有复国的美梦,可以说图谋恢复殷商旧业的复国思想对于宋国统治者来说一直都未泯灭。而且相比较于其他国家,宋国内部比较团结,有不为人知的刚强与韧性。宋国的特殊身份在实践中常常会使自己陷于两难境地。

从武王伐纣到秦统一六国,西周到战国八百年间历史,见证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历经战争的洗礼,许多诸侯国相继消亡。晋国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形成战国七雄的格局。在以连横与合纵为指导的大国相互攻伐中,宋、鲁等小国饱受战乱与蹂躏之苦,没有丝毫的发言权与自由,成为大国间互相争斗的诱饵与战争交易的筹码。

鲁国于公元前 249 年为楚国所灭,卫国于公元前 254 年为魏国所兼并,曹国于公元前 478年为宋国所灭,郑国于公元前 375 年为韩国所灭。大国如此,小国更不待言。在诸国的分崩离析中,宋国虽然也难逃此厄运,但其最终表现仍可值得一提。后来宋国的灭亡,也不是因其衰落而亡,而是因宋王偃的所谓“桀宋”式暴虐引起齐、楚、魏三国的不安而联手灭宋,实为宋国的强盛,给邻国带来威胁所致。

结语

了解宋国存在八百多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和剖析宋国在政治、军事、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与殷商的传承关系。宋国继承发扬了殷商无形的礼制和文化遗产。受殷商文化的影响熏陶,宋国的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殷商特征,使宋国成为殷商文化在周代的重要代表和载体。

就因为如此,自宋国建立以来,就和周王室就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在与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相处中,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殷人文化中“柔”的精髓,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从容游刃于各大诸侯之间。另一方面又,宋国又极力想摆脱周王室的控制,实现复国的愿望,到宋君戴偃的时代,他自立为王,不仅挑战了周王室的权威,而且严重挑战了当时七雄当政的秩序,最终为宋国敲响了灭亡的丧钟。

参考文献

《史记》

《春秋》

《尚书》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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